武汉大学文学院于2019年8月24-28日，顺利承办教育部对台教育交流项目之“两岸百年新诗传播与接受研讨会”。两岸诗人、学者围绕百年以来两岸新诗内容、形式的变迁，新诗理论、新诗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等内容进行了激烈深入的讨论。

25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方长安教授主持。武汉大学港澳台事务办公室李晓述主任、文学院院长涂险峰教授、台湾著名诗人詹澈先生先后致辞。李晓述主任充分肯定了会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涂险峰院长介绍了武大文学院文学、新诗创作与研究的传统，以及两岸学术交流情况，对会议寄予高度期待。詹澈先生则讲述了他往返两岸的经历，以及台湾的新诗创作和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会议随后分五个小组展开报告和讨论。第一组论文以新诗理论为核心，台湾东华大学张宝云教授的《韩东的诗歌语言表现》和北京大学李国华教授《词与物的歧途》都触及新诗写作的语言和及物（表达）的深层次问题，分别从具体和抽象两个角度探讨；第二组偏向细读和史料，其中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眉睫编辑《浮出水面的诗人废名》梳理了废名被打捞的历史过程，中南大学吴宝林教授《闻一多的两首英译诗及一首“佚诗”》是一篇细致的关于译诗的考证文，台湾交通大学彭明伟教授《冷战分断下熟成的毒苹果：我读施善继悼陈映真诗三首及其杂文诗》讨论了陈映真接受史上的历史迷思；第四组则侧重诗艺的探讨，厦门大学刘奎教授的《“纯境”的文化诗学：杨际光香港时期的诗歌》和台湾交通大学宋玉雯研究员的《主题意识不健康？——读邱刚健诗》分别以香港诗人杨际光和台湾诗人邱刚健为例，阐述技巧与主题之于诗歌“纯度”的意义；第四组学者将“诗”与“史”相结合，无论是北京大学姜涛教授的《“打开一条生路”的另外路径：以朱自清对1940年代新文艺的接受为线索》、华侨大学黄琪椿教授对于现实与诗歌发展关系的探究，还是中央民族大学毕海教授《从“大众化”到“民族形式”——论柯仲平延安时期诗歌理论构建与创作实践》的理论辨析，都呈现出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在历史长河中的建构变迁；第五组报告聚焦点为新诗接受史，武汉大学余蔷薇教授的《新诗起点建构与文学史接受》以五四时期为思考原点，而闽南师范大学张立本教授的《别论唐文标——1972年前后台湾（地区）现代诗论战还有什么可谈的？》和上海大学刘雅芳研究员的《歌从哪里来？——重探1970年代李双泽创作民歌的思想运动轨迹》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作为台湾当代文学转折期的1970年代，探讨当时的“诗”与“思”问题。

25日下午的闭幕式由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於可训老师主持并作总结陈词。在听取了各个小组的代表的汇报之后，於老师对本次会议的论文水平之高、讨论之深入热烈给予高度评价，并对某些具体话题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高屋建瓴地梳理了当代汉语诗歌创作与研究的系列问题，尤其指出二十世纪的旧体诗词写作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与会学者也畅所欲言，发表此次会议的收获与感悟，表示这是他们参加过的最纯粹高效的学术会议之一。

26日，与会代表一行前往黄梅，参访诗人废名故居岳家湾、汤用彤纪念馆、高塔寺塔、五祖寺、四祖寺、废名墓等历史文化遗迹。代表们还接受了黄梅电视台的采访，表达对黄梅佛教文化、鄂东现代文化的惊叹，同时也希望加强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27日，与会代表参观武汉大学十八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黄鹤楼、长江大桥、黎黄陂路等历史文化遗迹。

（撰稿：张娟  审核：彭国晖）